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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大棚里种蒋高明生态农业的不都是有机蔬菜,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认为,大棚里种不出有机蔬菜,因为大棚本身就是用农药、化肥、农膜“制造”出来的“有毒的”微环境。 设施蔬菜栽培改变了蔬菜的生物学本性,为了打破四季交替规律种菜,就必须使用大量农膜、农药、化肥,而这又势必对土壤、水体造成污染,污染之后又需要进一步加大化肥、农药的用量,在更大程度上造成污染,形成“鸦片式治疗”的恶性循环。 扩展资料蒋高明生态农业: 温室大棚蔬菜过量施肥现象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土壤中氮、磷养分富集还会持续。氮元素在土壤中转化成硝酸盐,通过水、蔬菜等进入到人体内,积累转化后容易致癌,影响人的生命健康,潜在风险继续扩大。 轮茬是有效缓解土壤盐渍化和土传病害的举措,但由于每个地区适宜种植品种有限,调茬后可能无法和市场对接,影响农民收益。 参考资料来源: 人民网-依赖农药"鸦片式治疗" 大棚土壤病变难培有机蔬菜 1)鸡球虫病在中兽医属于虫积范畴蒋高明生态农业,用中药治虫积,应以杀虫积蒋高明生态农业的中药治疗方可达防治球虫病蒋高明生态农业的目的。 2)在香港国际展贸中心举行的防治虫鼠研讨会吸引了不少专业人员,坐无虚席。 3)以虫治虫:放出“异色瓢虫”吃掉“蚜虫”。 4)治人治水治虫 一个都不能少——治虫必先治人治水。 5)后来 裕子喜欢上了漫画家手冢治虫 在读到手冢治虫的历史漫画——《三个阿道夫》时 居然看到爷爷以谍报机构头脑的形象出现。 6)湘潭县农民用飞行器治虫10分钟可喷洒20亩农田。 7)菜需要治虫 他撑着双拐背着弥雾机喷洒药水。 8)也有地方习俗是挂石榴、胡蒜或山丹 胡蒜除邪治虫毒;山丹方剂治颠狂 榴花悬门避黄巢 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 也有治病的功能。 9)在手冢治虫先生的工作室 除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房间外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被这里人称作金库的房间。lishixinzhi/6614114 10)处于弥留之际的手冢治虫伸出颤抖的右手 脸上满是不甘和无力 不是他不够强 实在是对手出乎意料的强大。 11)杠板归:外敷治虫咬肿痛片刻消。 12)开始注意选择籽种 防治虫病 实行畦种法 播种疏密得宜 便于通风排 涝 善于培根、除草、间苗和掌握农时季节。 13)除草很早受到重视,但到战国时代因农具改良而效率提高,并且把中耕除草的勤做多次和做得细致周到,提到很重要的地位,此外,还强调不违农时和因地制宜,也注意到选用良种和防治虫害。 14)该文简述蓖麻毒蛋白的分子结构、毒性机理、提纯方法及毒性改造抗肿瘤,生物治虫应用上研究进展。 15)大坑深栽、带土栽种、晴天挖窟、雨天造林、保护管理、防治虫害。 16)他们种植决明子 埋青覆盖作绿肥;购买油菜饼粕、油茶饼粕 沤堆作有机肥;茶园装了100盏杀虫灯 加上粘虫板 物理治虫效果好。 17)当真保护环境 那就应该象电影《金小蜂与红铃虫》里介绍的那样 利用害虫的天敌“以虫治虫” 搞生物防治;象蒋高明博士主张的那样 走生态农业之路。 18)李国才说 温室大棚种蔬菜基本不用药 有防虫网和粘虫板等物理治虫就足够了 再就是用点杀菌药。 19)大家看到了吗?这喷雾器是黄一鸣技术员才从沛县搞来的 背扶式的广货 今年棉花治虫没问题了 咱掌声感谢一下黄技术员。 20)为防止油松毛虫“迫害”松林 今年我省培育并释放了20亿头赤眼蜂 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措施来消灭害虫 保护油松。 21)阿拉善左旗森防站站长周会玉介绍 这是阿拉善盟首次采用生物治虫大面积防治草原虫害。 22)播种时 一律由撒播机均匀播撒 然后由挖墒机一次成型 施肥治虫也采用机械化作业。 23)他介绍 这茬彩椒是去年11月份种的 一直使用捕食螨治虫 到现在半年时间才打了两次药 比以前省心多了。 24)“行医”30年 走遍京郊 除遍田间千余种病虫害 农民给了他一个绰号——“治虫大王”。 25)积极开展悬挂人工鸟巢 保护和招引益鸟活动 是实现以鸟治虫 大力推行天敌防治、生物防治和无公害防治林业有害生物的重要举措。 26)生物防治是通过其他生物的作用来减少病原物的生存和活动 从而减轻病害发生的方法 即以虫治虫、以病毒治虫。 一、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过去100多年来,人类与自然冲突中的几个严重事件中,我们能否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避免那种“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或者“先引进、后消除”(往往很难除掉)的惨痛的教训呢? 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大规模移民南部大草原。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开垦地土壤地力耗尽后马上撂荒,转而开垦新的土地。但是,草地的严重扰动诱发了大规模的沙尘暴: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高达38次,1934年春季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年5月,起源于堪萨斯、阿克拉荷马、科罗拉多三州黑风暴,裹挟着大量耕地表层黑土,形成了东西长2400km、南北宽1440km、高约3km的“黑龙”,3天中横扫2/3个美国,3亿吨肥沃表土被吹进大西洋,16万农民受灾。后来,据美国土壤保持局统计,1935-1975年的40年间,大平原地区被沙尘暴破坏的面积高达4000-6000km2a-1。为控制土地荒漠化和沙尘暴,美国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态保卫战。其主要的做法是,推行“农场法案”,鼓励弃耕,政府采取补偿制度,建立自然保护区,恢复天然草原,休牧返林还草。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返林返草面积达150000km2,约占全国耕地总数的10%,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然保护区144个。由此看来,美国主要是利用了人退的办法成功遏制了困惑该国几十年的“黑风暴”问题。 前苏联自1954年起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高加索部分地区大量开垦草地,至1963年累计垦荒600000km2。由于缺乏防护措施,加之气候干旱,造成新垦荒地风蚀严重,春季疏松的表土被大风刮起,形成沙尘暴。1960年3月和4月的沙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南部广大平原,使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40000km2以上。1963年沙尘暴受灾面积高达200000km2,新垦区农耕系统几乎瘫痪。沙尘暴同时殃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等国。比黑风暴危害更大、持续更长的是,同时发生并绵延至今的白风暴:前苏联在土库曼斯坦卡拉库姆沙漠中修建卡拉库姆运河,每年可从亚洲第三大湖咸海的主要水源——阿姆河调水灌溉1000km2的农田和草场。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的生态灾难是异常沉重的:阿姆河被截断使下游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20km,咸海湖底盐碱裸露,“白风暴”(含盐尘的风暴)接踵而至,毁灭了60%的新垦区,并使其成为生命禁区。当年斯大林提出了规模超过美国“罗斯福工程的”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倡导在草原区植树,同时继续发展灌溉农业。1949-1953年,该工程营建防护林近30000km2,但到60年代末,保存下来的防护林面积只有2%而已。 阿尔及利亚为防止撒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号称世界级造林工程(绿色坝项目)。该工程延伸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km。按照理论计算,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但由于没有弄清当地的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变成生态灾难,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2004年12月11-16日,作者前往突尼斯北部考察,我们沿海边行驶一天,也没有见到该“绿色坝”的影子。当问及突尼斯国立干旱区研究所所长,北非五国的绿色坝项目进展时,该所所长不无幽默地说:“那是纸上的防护林”。 荷兰举世闻名的围海造田工程对荷兰农业发展、市镇建设和自然保护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过去20年来,围垦区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采取少量的人工措施或完全没有人为干预,使荒芜的围垦土地出现生机,形成了总面积达1650km2的健康生态系统(董哲仁,2003)。这一成功做法引起了国际生态学界的高度关注,经常被作为生态重建的成功案例反复引用。实际上,该国围垦区的生态建设经历了几个阶段,反映了荷兰人对生态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第一阶段是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围垦区,根据居民休闲的多种需要,进行景观设计;第二阶段是60年代以后,专门进行生态设计,为特定的生物群落形成创造条件,主要人工种植多种植物,为珍禽鸟类栖息创造条件,提高生物群落多样性。第三阶段是80年代以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依靠生态系统自然演替规律,不需要种植任何植物,经过若干年时间,同样可以建设一个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而其成功的主要秘诀则是大量使用本地种。 英国世界上最早工业化的国家,也最早尝到了生态破坏的苦果,大量采煤使得该国的生态环境“满目疮痍”。但到上世纪90年代,他们已经把历史上由于采矿(主要是采煤)而造成的废弃地恢复成了自然生态系统,并进一步规划成为世界上着名的乡村景观。他们成功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Bradshaw,2000)。他们驾驭了被毁坏生态系统最初的演替过程,而那些生态系统能够成为目前的样子,在很大程度是依靠了自然力。该模式为英国前生态学会主席、皇家学会会员、利物浦大学教授A.D.Bradshaw所提倡,他认为借助自然力进行生态恢复的好处有:其一,工作量可大大减少;其二,剩余的恢复过程可以自我维持,因为它是自然发生的;其三,生物多样性可以增加并得以维持。总结他一生在恢复生态学研究的经验,他认为生态恢复的重要因素有两条:其一,选择适宜的植物种类,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其二,利用自然力,在自然能够恢复的地方决不强加人工干扰。如果不遵守这些基本的规律,生态恢复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澳大利亚该国可能是全球遭受盲目引种造成生态灾难最严重的国家,试以兔子为例说明之。1859年,一个英国人为了满足其打猎的嗜好,从英国弄来了5只兔子后,一场可怕的生态灾难从此爆发了。兔子繁殖速度甚快,在澳大利亚失去天敌控制后,数量不断翻番。到1880年,兔子到达新南威尔士,开始影响南澳地区的牧羊业。1950年,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从最初的5只增加到了5亿只,这个国家绝大部分地区的庄稼或草地都遭到了极大损失,一些小岛甚至发生了水土流失。人们不得不组织大规模的灭兔行动,但收效甚微。到19世纪90年代,当兔群抵达西澳时,人们修了一条长达1000英里的栅栏,试图将其拦住。但是,这个栅栏很快被冲破了。绝望之中,人们从巴西引入了多发黏液瘤病,以对付迅速繁殖的兔子。但是病毒战只能使不断恶化的状况得到暂时缓解,一小部分兔子对这种病毒具有天然的免疫能力,它们在侥幸逃生后又快速繁殖起来。整个20世纪中期,澳大利亚的灭兔行动从未停止过。这个惨痛的例子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因防止生态退化在引进物种时“饥不择食”,而必须警惕生物入侵。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整个长江以北,将来自北美的火炬树大量种植,甚至种到了草原上;而长江以南的大面积土地,种植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桉树,其中云南是“重灾区”。 中国“三北防护林”曾被誉为中国的“绿色长城”。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用了恐怕上千亿资金来“筑城”,但是收效不大(苏扬,2003;French,2004)。绵延上千里的防护林,现在已经是坍塌的“绿色长城”。种植的树种都是“杨家将”(杨树),不仅许多地方的杨树长成半死不活的“小老头树”,而且由于普遍种纯林,在发生虫害时,一倒一大片,仅小小天牛就将宁夏20年的建设成果——几十亿株杨树毁于一旦。这些惨痛的教训足以说明,大范围植树,尤其违背自然规律的造林是得不偿失的。即使造林成功,其投资产出比也是不合算的。2002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共完成造林6764km2,国家投资12.32亿元,合1821元hm-2;再看“三北防护林”,2002年完成造林4538km2,投入13.93亿元(国家林业局,2002),为3069元hm-2。两者相加为4890元hm-2,这样在内蒙古南部项目区的牧民,每户仅从国家“造林”项目中,当年收益就高达48.9万元(以南部每户5人,人均20hm2草地计算)。这样的话,发牧民工资国家都合算——牲口不养了,退化草地完全能够自然恢复,用不着造林。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许多牧民甚至到目前为止,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划进了“三北防护林”治理区。那些资金根本不能保证落实到单位土地面积上,而是集中到几个容易通过验收的项目点上,这些点远不到治理区域总面积的10%!这就是为什么出现“边治理、边退化”、“治理赶不上退化”的根本原因。某旗县据说用1.5亿造林治理了6%的退化土地。依次类推,我们还得投入21亿元才能治理其余的84%退化土地,这是因为中国草原地区90%的土地面临不同程度的生态退化(国家环境保护局自然保护司,2000.)。即使不考虑时间问题,照这样下去,国家也要花上万亿才能治理涉及550多个旗县的生态退化,这样的费用任何国家也花不起(蒋高明,2004)。 二、要认清生态治理存在的关键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系统退化,国家相应启动了许多以改善生态环境的重大工程(国家林业局,2002),但是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治理效果相对于巨额投资来讲却不尽人意。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是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下述关键问题的存在: 第一,在西部经济发展方面,忽视了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这些基本事实。毛泽东(1956)在着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有关于少数汉族与民族关系的精辟论述:“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确切地说,黑河-腾冲线是我国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产业类型的综合分异线:东部以汉族为主,占全国的94.3%,面积为42.9%;西部少数民族集中分布,人口虽只有5.7%,然其面积却达57.1%(张善余,1999)。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着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而在盲目追求GDP中造成的西部生态退化所需的高额治理费用,却不得不由国家来“买单”,如2002年国家“六大林业工程”的256亿元主要用在了西部。 西部脆弱的环境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壤沙化、盐渍化、气候干旱化、水资源短缺等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应当成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中之重。目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600000km2,其中约有80%发生在西部,全国每年新增的荒漠化土地也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西部孕育着巨大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库,如云南是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野生稻、茶、香蕉的近缘种都在这里分布;新疆干旱区、青藏高原地区分布有很强的适应特殊环境(高温、干旱、寒冷、强光、强紫外辐射)的物种,蕴藏着我国农业、医药业、工业持续的后备基因库。西部蒙古族、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傣族、瑶族、壮族等所居住的地方为中国陆地生态最完整的地方,因此,我们必须感谢少数民族为中华大家庭保留了如此多样和美丽的生态系统。西部开发决不能盲目追求GDP,而必须提倡绿色GDP,将这里的生态保护好就是对国家重大的贡献:一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东部和海外的观光客;三可将上风、上水向的环境保护好,为东部输入清洁的空气、水分、能源,如将这些折算成现金也是巨额的一笔费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系统价值评估就是基于这种思路(CostanzaR.1997);四可为子孙后代保留完美的生态系统。而目前的现状是,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永远不清,长江将变黄河,真是令人痛心。 第二,在生态治理措施方面,一些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没有搞清。如目前沙地草地普遍实行的种树与飞播种问题就没有考虑到生态本底。在草原上天然分布的就是草或者灌木,试图造林改变这种生态基础,但收到的效果是不大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建国53年的森林覆盖率仅0.87%(其中包括浑善达克的天然榆树!),恰说明了造林实际上是失败的。另外树木“阻挡”沙尘暴比起草“捂盖”沙尘暴的作用来要小得多。飞播仅解决了生态恢复中的一个很小的次要矛盾,是建立在土壤中没有种子或种苗这样一个假设之上的。实际上,退化沙地和草地中依然存在大量的繁殖体(孢子、种子、根、幼苗等),只是人们没有给它生长的机会,或者人们没有管住牲口的行为。另外,飞播带来了大量的外来种,容易使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变成物种比较单一的系统,如毛乌素沙地就变成了以羊柴、油蒿为主的灌丛,生物多样性价值和生态服务功能大大降低了。 第三,在治理费用的使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分割现象。经费使用缺乏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如经费是以“治沙造林”,或者“退耕还林”项目下达的,当地政府只好造林,不管实际效果如何,而上级领导也会以“专款专用”的理由监督,造成了“打酱油的钱不能买醋”的局面。地方领导关心的是生态治理费用有多少,而不是恢复效益有多大。现行政策强调退耕还林,还林有钱,还草没有钱,或者钱很少,这样,老百姓也就不顾树木死活来种树了。人们最热衷造林工程,很显然这里有“油水”,越是那些树木不能成活的地区,“油水”就越大,且基本上没有风险——树木早晚都得死,怨不到他们头上来。很多贫困县的造林工程都是“一把手”亲自抓,连“二把手”都摊不上,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某些草原上的林业局将一株不足1.5m的獐子松报价300元!这些树木后来大部分死了,找谁算帐去?年财政收入仅1000余万元的某旗县,三年来国家投入治沙造林的款项已高达1.5亿,其所在盟共有9个这样的旗县!治沙造林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实惠是不言而喻的。沙尘暴问题出现后,地方领导的车辆变得高级起来,试想这些贫困县(旗)的财政收入因为减免了牧民的牧业税大大下降了,而公款消费的水平却很快提高了,钱从那里来? 第四,重建设,轻保护,甚至不愿谈保护。长期以来,人们对待生态系统的态度,只是认为她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资源,而较少考虑到生态系统对于大量外来力的承受能力,利益的驱动促使人们把生态系统当成能够“赚钱”的场所。一旦当这个系统出现了问题了,人们又轻易地把退化的原因推向“自然”的一面,或者认为是别国的退化造成了我们的生态灾难。在政策方面,存在的不合理是,哪里退化严重得到的治理费用就越多,而保护好的地区,得不到经费;在对牧户的补助中,谁家的羊多得到的补助也多。这样就变相鼓励了“生态破坏”。“生态移民”政策缺乏对移民的自我维持能力考虑,盲目下任务、下指标,地方政府为了从中得到“移民安置费”,也会去抢任务。这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荒漠化土地越治理越多,一些冠冕堂皇的“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深层次上的“生态破坏”。以沙尘暴为例,大量的土壤物质每经历一次沙尘暴,就被刮掉一层地皮。这些物质在异地是有害的、令人讨厌的,但在当地却是宝贵的、是支持土地生机的关键因子,亿万年形成的土壤,损失了就不能弥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蒋高明,2002b)。可是,一些科学家不是将这个简单的道理及时地告诉国家,而是热衷于引进先进的仪器来监测我们损失了多少土,长期下去,于国家何益?而采取“人退保土”的办法,我们是能够减缓或者遏制土壤损失的。生态保护的关键就是保土。自然界虽然存在着应对环境波动的能力,但是人类的力量可以超越这种能力,使得生态退化超出能够恢复的“阈值”。因此,生态恢复必须在加大投入实施生态建设工程的同时,重视生态保护的作用,释放自然力。其中帮助社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是解决所有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所在(Liuetal,2003)。在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中,要旗帜鲜明地提倡“以保为主、以建为辅”的原则,而不能背道而驰。 三、人口城镇化、生态自然化 自从工业革命后,人与自然就注定处于了一种“水火不相容”的状态,自然退化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天灾”而是实在的“****”。如果地球上没有了人,自然生态系统重现生机是不会存在什么问题的。目前我国生态最脆弱的地区大多位于西部,这里的自然环境原本就不适宜大量人口的生存。国际上普遍认为干旱区、半干旱区适宜的人口密度为1人km-2,而我们超过了2人km-2。解决这些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主动撤离这些地区,而集中到城(镇)中去(蒋高明等,2003)。目前,美国约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里,韩国1/4的人口集中在汉城,埃及的尼罗河流域集中的全国99%的人口,其余地区处在自然状态,生态退化很少发生。应以人为本,将分散的、撒胡椒面式的经费使用模式向城镇集中,将以前用于生态补偿、修路、就灾、教育、医疗卫生、灭蝗灭鼠、造林种草、飞机播种、水利工程、希望工程等等的费用集中起来使用,大大提高了经费使用的有效性。利用城市化的各种有利条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水平,可以达到实现城市化与治理生态退化的双重目标。国家花在治理上的费用,如阿拉善荒漠是450元hm-2,而那里的牧民每人有300hm2,如果费用集中起来,他可能每年就有1万多元,仅这个费用就足够他过上小康的生活。没有了人口的压力生态的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按照一般的规律,沙地草地是1-3年,草原是3-5年,森林地区是5-10年,荒漠是10-15年,至于湿地等则更容易实现自然的生态修复。我们以后生态恢复的重点必须是释放这种自然力。具体地,人口从严重退化地区的向外转移方式有以下的模式: 第一,人口向大城市的转移中国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34座,这些城市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村。北京平谷“京东大峡谷”有个桃峪村,近年100多口人自发地向沟外的城镇搬迁、年轻人进城做工,村里的人搬空后,周围山地长出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连农民家的院子里也长满了树,而政府花几百万元钱修建的公路、架设的电线从此失去了用场。如果持续鼓励民工离土,则他们对当地的生态压力可以大大减少,非常有利于生态恢复。从经济的角度,他们对家乡的贡献远比在老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要大的多。在“世界工厂”干活的民工们都会把挣到的钱返给老家,积少成多,这笔钱加在一起,在某些省份甚至超过了该省全部机器开动和全体农民“起早贪黑”辛勤劳作换回的财政收入。拥有8600万人口的四川省,1500万外地民工2003年寄回家的钱约为450亿元人民币,而该省同年的财政收入为292亿元人民币!试想,如果那450亿是从当地的土里刨出,得需要多少年,需要牺牲多少环境做代价呢?西部落后农村尤其提倡到东部大城市做工的做法,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移民搬迁和促进城市化。 第二,人口向局地的中小城市转移国内587座50万人以下的中小城市承担着接收退化地区迁移人口的重要任务,这些城市宜定位在现有的地级市和县级市,因为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还有更多的容人空间,尤其在西部地区,因为原来的人口非常分散。那些以能源型为主的城市更具备潜力,因此西部的经济战场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地下。西部的能源与矿山优于东部,可以为东部的经济持续增长输送动力和原料,而这一些需要人来做。在中国最西端的塔里木盆地,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气候恶劣,人类难以生存。自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油气藏被发现并开始大规模开发后,库尔勒、库车、阿克苏等一批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随着能源的开发,沙漠北缘的库尔勒市,上世纪90年代初还是个原始小镇,发展到今天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位居中国城市前列的中心城市。陕西省神木县2001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景象,现在能源开发所需采掘、加工、服务方面的大量劳动力为陕西省神木县新增1.3万个就业岗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从黄土高原的“穷县”变成了年财政收入5亿元的“富城”。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过去对能源的开发兴起了众多“资源型城市”,从山西大同、太原到新疆的可可托海,如今这些城市中有许多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衰落,而现在崛起的新一代“资源型城市”正在竭力避免重蹈其覆辙,他们采取的路子不只是单纯地开采,而是开采和深加工一体化。这样可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人口向自然生态系统的回流。 第三,人口由分散式向乡镇转移在中国由农业大国向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城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现在全国共有建制镇19692个。然而,现有的建制镇中,72%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和较发达的中部地带,而经济落后的西部,其比重只有28%,需要迅速提高西部的城镇化,结合生态恢复,加速该过程。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70%以上,而我们只有40%,因此,生态恢复的潜力在于城镇化。今后人与自然的总格局肯定是:人住在城市里,野生动物住在自然里,彼此相安无事。既然这个趋势不可避免,且我国的生态退化又如此严重,何不可将城市化要花的钱和生态修复要花的钱结合使用呢?内蒙古阿拉善盟现有人口中,城镇人口13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8%,农牧区人口只有6万多人。即使如此,全盟现有的耕地面积尚可搬迁安置牧民1.6万人。而农牧区人口中,从事草原畜牧业的人口只有3万多人,需要搬迁的人口数量并不多。可以用较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生态和社会效益,目前全盟已成功搬迁转移牧民人口1.7人,进入镇区的牧民将以从事服务业、矿产开发业等二、三产业等为主。这些措施无疑都大大促进阿拉善盟270000km2荒漠的生态保护(伏来旺,2000)。 再看浑善达克,没有了人的压力,这里的自然恢复更易实现。中国科学院连续5年的实验充分证明,这里的退化沙地治理既不用种树、也不用种草,自然力完全能够胜任恢复退化生态的任务(蒋高明,2002a;刘美珍等,2003)。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沙地上,破坏的因素只有3万多纯牧民,而利用正蓝旗的上都高勒、桑根达莱和哈毕日嘎三个镇就可以将分散的牧民集中起来,他们退出的土地仅利用其中的100万亩高生产力的塌拉发展草产业就可以获得6000多万元的纯收入,建设成上万平方公里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的、没有围栏和人工干扰的自然保护区(目前中国尚没有一家)来发展旅游的潜力更大,而该旗目前的财政收入不到2000万元,而国家给该旗的生态治理费用就高达4000-5000万元。可见,干旱区与半干旱区的土地是能够升值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她和保护她。 1.农业概论(刘巽浩编著) 刘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农学专家蒋高明生态农业,我国耕作学科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蒋高明生态农业,现已八十多岁高龄蒋高明生态农业,仍持续关注我国农业发展,确实值得敬佩。(详见百度百科蒋高明生态农业:刘巽浩_百度百科) 该书基础的介绍了什么是农业,农业的起源,发展,我国农业的情况,世界其蒋高明生态农业他地区农业状况,农业的一些基本的理论等等,都是非常基础的,对于初学者来说能够通过通读该书,详细的了解下关于农业的基础知识。 2.农业总论(胡跃高编著) 农业总论现在已经更名为农业发展原理,据我所知,已经被定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专业本科生必选课了,作为该方向学生的入门基础知识课程。 该书内容涉猎很广,包括农业史,我国及世界农业区划,农业系统的基本原理,农业经济学,人文与发展,新型农业科技等等多个方面,多个学科的知识。相信初学者仔细阅读,定能受益匪浅。缺点是目前市售版本是2005年完成,部分关于新技术介绍的内容偏旧。 农业是一门综合学科,涉及的知识面十分广泛,如果仅用于农业生产类的知识,主要是耕作方面的书籍主要是栽培学、病虫害防治等书箱,这里面又分不同植物、不同病虫害类型、不同栽培模式类型,如果使用机械化方面还要有关农机的书籍,现在还应该结合网商知识等。在农产品安全和农产品市场经营方面也要配套相关的书箱。 书箱只是引进门的东西,真东西主要是在实践中。还有就是书箱上的知识基本都是过去式,要有及时把现代相关知识添加的渠道和方式就更好。 我国农业政策补贴速查手册 何忠伟 (编者), 曹暕 (编者), 罗永华 (编者) 《我国农业补贴政策速查手册》重点介绍了当前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8种基本类型:收入类直接补贴政策、生产投入类补贴政策、生产技术推广类补贴政策、农村公益建设事业补贴政策、农民生活补贴政策、专项转移支付政策、资源和生态补贴政策及间接补贴政策。同时,对各补贴政策的重点、难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各补贴领取流程予以具体说明,并收集了一些具体案例,以便读者学习和参考。 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被打乱后蒋高明生态农业,人类为了果腹,只好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导致了日益增多的不曾出现的怪病。当一种农业模式的发展使得人类生存都出现困难时,蒋高明生态农业我们不得不反思资本控制下的农业技术发明是否都“科学”。 作者简介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曾任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生态学会副秘书长,现任《植物生态学报》副主编、《生态学报》编委,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生态学专业委员、北京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治沙学会会员、国家气象局气候委员会委员等。 正文 今天农业生态系统已经严重失衡,为了生产食物、储存与加工食物,人类发明了数万种化学物质(初步查明农药种类3万种,食品添加剂3万多种),这些物质中除极少数是必要的外,大多数所发挥的作用,是弊端严重超过其好处,并给农资商人创造了赚钱机会。并通过污染食物链,制造大量病人,为医疗系统带来滚滚利润。 害虫除了伤害庄稼,但会对对虫媒花植物起到传花授粉作用。有人见了虫子就杀,为此发明了高达3万种以上的农药。虽暂时控制了虫害,但同时消灭了天敌,消灭了蜜蜂,导致一些蔬菜或瓜果不能传粉。 没有了昆虫授粉,有人又发明了催熟激素,使得某些蔬菜如西红柿、黄瓜、草莓、西瓜等单性结实(相对于女性没有和男性发生关系就生下孩子)。不经授粉就膨大的蔬菜与水果对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今没有人认真研究过。 杂草会与庄稼争营养、水分和空间,于是有人发明了除草剂而生生灭活。这样做,虽然暂时控制了杂草,但也促进了杂草进化,变得更难对付。更糟糕的是,除草剂也消灭了土壤中的有益微生物,一些原本具有固氮能力的固氮菌,乃至将多余氮素还原为大气中的氮气的反硝化细菌也遭到了伤害。没有杂草呵护,农田变成光板地,雨季非常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土壤中有益微生物,尤其那些固氮、解钾、解磷的微生物被消灭后,缺乏的养分单纯依靠使用氮、磷、钾为主的化肥补充,这加重了土壤酸化。 土壤酸化后,原本存在的一些重金属物质溶解出来,再加上饲料、农药、化肥中重金属,使得重金属进入食物链。一些重金属本身具有致癌作用,进入人体后很难排出体外。 于是,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在死亡的病人体中可以清除平均每人3-5公斤毒垢垃圾,相当于体重的4%-6%;其中铅、汞等重金属,氯、硝酸盐,药毒垢等约0.52公斤。 那些不能回到空气氮库(N2)的含氧化合物,如NO, N2O, N2O5摇身一变成为雾霾的前身物质,污染了大气环境,造成了雾霾肆虐。 半个多世纪以前,人类发明了地膜技术,但这一技术放在全球变暖的今天,已出现了其相反的效果:加重植物病害,并造成农产品严重滞销。庄稼生病与地膜覆盖(尤其高温多雨的夏季)和反季节种植有非常大的关系。 植物病了,于是有人发明了给种庄稼治病的各种农药,还是以灭杀对抗为主,针对的对象为病毒、细菌与真菌。 植物病可能暂时控制了,但杀菌药物残留到了食物中,进入了食物链。 反季节种植,抢季节上市,都有地膜和反季节农膜的贡献。但集中上市,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低迷,西红柿0.5元/斤,蒜薹0.2元/斤,芹菜0.05元/斤还没有人要。农民白费了劳动力不说,投入的农资成本都收不回来,但造成的水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人类为了让植物长得更快,泛滥实用各类激素,作物长得更快了,水果和西瓜也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光鲜了,可口感却没有了。 没有了甜味,人类继续用增甜剂使之有甜味,但这样的水果与瓜类,可能含有了不健康的成分。这样的水果或瓜类,已经降低了消费者的食欲,很多原本喜欢用西瓜消暑的家庭,十几年不吃西瓜了,西瓜产出来卖给谁。具有同样的命运还有猕猴桃、柑橘、苹果、香蕉、火龙果等等。 自有化肥工业以来,作物产量大幅度提升了,然而连年持续高频率使用化肥,造成了土地板结、土壤酸化、食物质量下降。很多有益元素已严重低于历史的最好水平。比如钙质,根据我们的研究,用化肥生产出来的小麦面粉,比用有机农业模式生产的面粉缺钙76%,其余蔬菜、水果缺钙现象也是非常普通的。 面粉和食物缺钙,人类就发明补钙的方法,但那些无机钙很难被人体吸收。消费者忘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食物补钙才是王道。 植物有虫害、有病害、不抗除草剂、不耐寒、不耐旱、不耐运输和储存,怎么办?一些人更聪明,发明了转基因办法,让植物实现上述功能。但这样的食物出现了另外的问题——原本不带毒的食物带毒了,营养成分更下降了。 “吃种子,留种子”,农民天生就是育种专家;“饿死爹娘不吃种子粮”,有了种子就有了农业的自主权,农民对于种子是高度重视的。但自从有了杂交技术,有了转基因技术,有了资本为主导的种子公司,这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民每年种地都要买种子,还经常买到假种子。商业种子公司为了自身的利益,减少种子量,提高单价,搞种子包衣。种子外面包裹了农药,骗农民说是为了保障出苗率,其实是为减少种子量,好卖高价。 种子外包农药,地下害虫不吃了,连老鼠都不吃了,或者老鼠被毒死了。农田里没有了老鼠,以老鼠为食的蛇、猫头鹰、黄鼠狼也基本绝迹。由此引发了更高级别的的生态失衡,从种子,到害虫,到鸟类,直到哺乳动物,人类也难以幸免。 目标害虫不吃被转基因技术保护的庄稼了,改吃别的,原本处于次要地位的害虫成功上位,变成主要害虫,还得依赖农药来治;转基因作物能够防除草剂了,但杂草也进化了,变得更加高大难以控制,除草剂用少了都不管用;庄稼、水果、蔬菜甚至中草药抗病了,但食物或中草药本身可能也增加了抗生素含量,营养与中药治疗功能下降。转基因不能让农民留种,否则农民就不愿意买蒋高明生态农业他的种子。人类驯化并保留了上万年的多种多样的种子,就这样无情地消失了。 还有动物饲料、人类食物的食品添加剂,由于篇幅限制,不再一一列举。总之,农业生态系统原本平衡的状态打乱了,人类为了果腹,就不得不去吞下更多的有害化学物质。因食物链中充斥了大量的非食物成分的化学物质,以前不曾经出现的怪病多了,突出表现在儿童性早熟、抑郁病、多动症、男女不孕不育症、肥胖症、白血病、各种癌症等集中爆发。当一种农业模式发展到可导致人类生殖都出现困难时,我们不得不反思第一次绿色革命是否真绿色。 一些企业试图发明能够洗净农药残留的装置;制药厂继续生产天文数字的西药;中草药用种庄稼的办法生产,药效下降就加大用量;医院为病人准备了更多的病床,医院大楼越盖越高;墓地每平米价格超过活人住房的好几倍!好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当有人告诉蒋高明生态农业你,人类食物链原本是健康的,是不需要那么多有害物质的,病人也没有那么多的,马上就会有人攻击你是倒退,是反科学、反人类的,是要将人类带回到原始社会去的。他们沾沾自喜的理由是:上述人类的各项农业技术发明都是科学家发明的。 因为科学,所以可放心地食用;因为科学,可以没有智慧。 中国农业 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表现 1、农业生境萎缩,结构单一化 近些年来,伴随着GDP持续、高速和粗放式增长,我国以耕地、林地、草地和淡水为代表的农业自然资源数量与质量呈现持续大幅下降趋向。资料显示,自1958年开始,全国耕地总面积呈现持续减少态势[3-4]。近50年来,国内主要天然内陆湖泊以年均约20个的速度减少,湖泊湖面湖容呈同步萎缩;林地面积较20世纪50年代初减缩近1/2;约1/4天然草原已经沙化;自然湿地面积近10年间减少近10%;以长江、黄河等为代表的主要江河流量锐减,诸多河流已成季节性河流或出现常年断流现象,农业用水缺口日益扩大,旱象日趋严重或频发;西部地区冰川与冻土层加速萎缩[5-6]。 同时,全国耕地40%以上出现退化现象,1.05 亿hm2草场不同程度退化;天然林比重日益缩减,林种日趋幼龄化、单一化[5],林地生态功能退化;农业淡水资源环境质量快速下降,湿地破碎化、人工化倾向凸显。以农田生态为核心的农业生态环境多样性正不断丧失,一些重要特殊的农业生态景观或生态类型面临濒危或永远消失,农业生态系统总体呈现萎缩退化和先天脆弱性强化,并不断向结构单一化或简单化、破碎化方向演进。 湿地退化 2、作物(品种)多样性加速丧失 据FAO估计,20世纪以来,全球农作物(品种)多样性不断丧失,3/4农作物遗传性已经丧失[7];美国97%曾经栽培的蔬菜品种已经消失;近15年间,印尼有1500个地方水稻品种已经消亡,3/4水稻品种来自单一的母体后代。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1/4的物种将陷入绝境。而一种植物的消失必将导致某一食物链断裂,或进一步诱致或加剧其他10~30种生物的生存危机。 1903-1983年美国作物多样性统计 在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有200多种高等植物已经灭绝,约4600种高等植物处于濒危状态;全国生物物种数量正以平均每天新增一个濒危甚至走向灭绝的速度减少,农作物栽培品种正以每年15%的速度递减;相当数量的农作物种质资源只能存活于实验室或种子库,很多种类尤其是野生种、半野生种、地方种或传统农家品种等早已在野外难觅踪迹或永远消逝,作物种质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基因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威胁或危机。 3、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锐减 研究表明,目前全球约有41%的两栖动物物种和26%的哺乳类动物物种正面临灭绝威胁,脊椎动物灭绝速度较一个世纪前加速了100多倍[8];3/4渔场已枯竭、废弃或面临减产的危险;在7600多种家畜禽遗传资源中,190种已灭绝,1500种濒临灭绝;2012年,全球濒危家畜禽品种则增至22%左右[9-10]。以家养畜禽为代表的农业动物(品种)多样性业已遭受严重破坏,大量的传统养殖畜禽品种正被现代农业单一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高产新品种快速替代。 中国是全球畜禽品种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但新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426个传统地方品种中,横泾猪等15个品种已不见踪影,55个品种处于濒危状态,成华猪等22个品种濒临灭绝;濒危和濒绝品种占地方畜禽品种总量的 14%,约85%的地方猪群体数量呈持续下降趋势[11-12]。 以鱼类为代表的水产养殖生物多样性亦遭受重创,全国近岸海域及主要江河、湖泊、库塘或湿地中的水生、湿生或沼生生物种类、种群数量或结构等均发生显著变化,种类或数量锐减、种群结构日趋单一化。例如,“全球200 佳”生态区域之一的环渤海地区,90%的渔业资源已经商业灭绝;长江主要经济鱼类“四大家鱼”的种苗产量由最高年份的300亿尾降至4 亿尾,捕捞产量不到最高年份的1/4;云南省淡水鱼类中1/3种类濒临灭绝,湖泊鱼类中2/3种类已销声匿迹;高原明珠洱海湖中螺贝类大型底栖动物与大理弓鱼等诸多土著鱼类已经绝迹或濒危[5,13]。 生物多样性受到挑战 4、农田物种多样性受创 除主要农作物及其栽培品种多样性的加速丧失,以农田或土壤环境为核心、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动植物、微生物等生物多样性同样遭受损害,许多有益动物、沼生湿生或水生植物、昆虫、害虫天敌、真菌、细菌等种类或种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数量明显减少或永远消失;一些有害生物种类及种群数量则骤增,农田生物多样性丰度显著下降。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近年来,与作物授粉及产量密切相关的蜜蜂种群正以惊人的速度消亡,尤以北半球为甚[14]。 近20年间,美国和欧洲的蜜蜂数量分别下降了30%和10%~30%,中东地区蜜蜂种群规模则缩减85%以上。在国内,诸多研究及大量实证均表明,以鸟类、蛇类、昆虫、蚯蚓、线虫和蚁类等为代表的有益生物或害虫天敌种群数量正快速缩减,而以鼠类为典型的有害生物种群密度飙升,一些农林重大病虫害此起彼伏,危害加重;南方稻田生态系统中水生动物、昆虫类、蛙类、蚯蚓、藻类、杂草及土壤生物等种类或数量明显减少,多样性逐渐丧失。 5、外来生物入侵肆虐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气候变化加剧,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外来生物入侵危害度日趋加重,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外来入侵生物达100种以上。目前,入侵中国的外来生物数量达544种,其中,100种危害较为严重,50种以上为国际公认的最具威胁性的入侵生物。全国每年因烟粉虱、紫茎泽兰、松材线虫等11种农林入侵物种危害造成的直接经济 损失达574亿多元[5,15]。外来入侵物种已对国家生物安全、生态安全、产业安全及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并对农林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造成重大破坏或损害。 黄瓜上的烟粉虱 二、农业生物 多样性危机的主要诱致因素 1、思想认识滞后 一是危机意识淡薄。长期以来,囿于对大自然与客观世界认知的局限性和自然资源富足的表象,以及舆论导向的偏差或误导,使得人类尤其是国人乃至各级政府及管理部门均普遍存在盲目的优越感,资源环境忧患意识和危机感严重缺失,并进一步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破坏埋下伏笔。 二是发展观念滞后。长期的贫困落后、物质匮乏与经济发展迟滞,使得国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意愿过度强烈,功利主义大行其道、色彩浓厚以致过度短视,片面追逐经济总量规模与增速或不切实际的“跨越”发展,而忽视发展的内在质量效率与资源环境成本。同时,误读发展的真正要义,将“发展”简单等同于增长,一味专注于眼前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和短期效益,对发展的科学性、和谐性、均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和“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平衡性缺乏足够认识。 三是认识肤浅。基于生物多样性丧失过程的渐进性、隐蔽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等客观原因,迄今,众多管理者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乃至科技人员依然尚未真正全面认知和把握生物多样性在资源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作用及深远意义,或依然停留于“治污”、“护林”的初始水平,对更深层次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内涵及重要性缺乏基本认知或一知半解,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严重恶果知之甚少,认识缺位、模糊或片面肤浅,农业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意识严重淡薄。 2、不可持续的工业化与城镇化 一是工业化、城镇化对耕地的损毁[5]。中国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惊人,但其对“三农”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掠剥或破坏也同样令人侧目,并呈现出极度的非理性和不可持续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城镇化显著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工业用地占比过高,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过度超前,且违法违规现象突出;城市新区容积率普遍偏低,土地浪费现象严重,节约集约化水平低下等,致使大量优质耕地、重要天然湿地、草地、湖泊和滩涂等屡遭破坏或永远消失,从而加剧农业生态环境的萎缩、退化或碎片化。 二是工业与城镇排污。伴随粗放、高速的工业化进程和城镇的过度快速膨胀,全国工业和城镇“三废”排放量与日俱增,但无害化处理率、达标排放率及有效利用率等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偷排、超排和违规排放屡禁不止,“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致使巨量废污水、固体废物或有毒有害物质不经任何处理肆意排放或堆放,污染或破坏土壤、水体或大气环境,进而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产生不良影响、构成威胁。 三是工业化、城镇化对水资源的掠夺[16]。以水、电为核心的生产生活资源能源需求量与消费量陡增,继而导致各类引(调)水工程、地下水工程和水电工程等项目盲目上马、无序推进乃至泛滥,以及水资源过度开发与配置的失衡,最终加剧农业旱灾常态化、水资源供求矛盾尖锐化以及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减量化。蒋雯丽代言的老年鞋啥品牌(蒋雯丽代言的老年鞋啥品牌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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